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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墙里墙外(1)(1 / 1)

钟宝出门喜欢乘坐火车。当钟宝坐在座位上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性地将腿伸到过道上放松,因为这样他觉得舒适一些。这时候,钟宝最讨厌的是在过道上来回穿梭的乘客。他不明白,这些人来来去去的究竟想做什么。可是,当钟宝起身上洗手间,或是去开水间接水泡面的时候,他又十分讨厌坐在座位上的旅客伸出的长腿,因为这些长腿总是妨碍钟宝自由穿行。钟宝不明白,这些乘客为什么要将腿伸出来妨碍他。

钟宝总是这样矛盾。

卷一牡丹江拘留所

第一天墙外

我这个人爱回忆。

人说回忆是美好的,因为人们在回忆的过程中会将过往的好事进行不自觉的放大而同时又将那些个不愉快轻轻地过滤掉。的确,人们在回忆童年时总是留恋那份无忧无虑而自觉忽略掉对成年独立的仰望,在回忆少年时总是留恋那说干就干的张狂而自觉忽略掉险些酿成的大祸,在回忆青年时总是留恋那悸动和缠绵而自觉忽略了难奈的亢奋……在我过往的生命中,有许多事情一次又一次地重回我的记忆:有流连在唇齿之间的美食,有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有温柔多情的美女,有令人啼笑皆非的爆料等等。可是,有十五天的日子我最不想回忆,因为这十五天对我意味着莫大的屈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污点。

这十五天我是在牡丹江拘留所度过的。

害我进拘留所的是我的结发妻子张狼。

在这里,我不想公布我妻子的真名实姓。鉴于她个性张扬,贪心如狼,我索性叫她“张狼”了。

我和张狼是2008年结的婚。

2008年发生过两件大事:一件是汶川大地震,一件是中国举办奥运会。

对我个人来讲,2008年也有两件大事:一件是我成婚了,一件是我考上了公务员。

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过着流浪生活:起先是在俄罗斯当翻译。提起翻译这份职业,许多人的印象是陪着领导坐在高级轿车内出入宾馆酒店,只要说上几句话就能拿到令人羡慕的收入。可是,事实远非如此。在俄罗斯当翻译,工作条件异常艰苦,有时要忍受难耐的寂寞,有时要抵御刺骨的严寒。放下这些且不说,最令人灰心的是不良企业拖欠工资。我在小说《失落的白桦林》中讲过许多在俄罗斯当翻译的年轻人遭遇的不幸,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冗一读。

在俄罗斯漂泊了几年后,我觉得那里不是我的乐土。后来,我在黑龙江省的边境小镇绥芬河找到了一份俄语教师的工作。当教师虽然没有出国当翻译挣的多,可是,这份工作相对稳定,工资也有保障,加上不用风餐露宿,所以我竟接连干了五年多。

从没有编制的私立学校教师到享有行政编制的政府公务员在许多人眼中是一次华丽转身。对我个人而言,由世代农民身份转而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对我也不算屈才。限于传统观念,我的父母、家人、老师和父老乡亲相较于我自己,更是对这件事情感到欣慰,因为自从我国落实公务员制度,我们村还没有一个人考上过政府公务员,我是第一个。

工作稳定了,家也有了,按常理来说,我该开始过一眼即能望到死的余生了。可是,上帝却偏偏不让我就此平淡下去。

结婚后,我和张狼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就这样磕磕绊绊地过了将近六年之久。老实说,这六年时光如今回忆起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早在婚前,我已预知这段婚姻不会幸福,可是,许多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凡事总愿意往好的一面想,结果,事情的结局却朝不好的一面演化。

张狼婚后很少在家。在我在牡丹江生活的六年时光中,她累积居家的时间可能还不足一年,剩余的时间全在娘家度过。张狼的娘家位于MDJ市周边县区的一个小村落。她人虽然不在家,可是,她的电话触角却能够抵达各个角落。有过婚姻经验的人都知道,夫妻吵架拌嘴是家常便饭。聪明的妻子总是将二人的矛盾消化在家庭内部,可是,也有那么一少部分女人总怕事小,她们或是大声骂街,或是到对方单位撒泼。小时候,我时常见到这番景象。那时,我总是在心中暗下决心:我将来选伴侣一定不能找这样的泼妇。可无论如何令我没想到的是:我找到的另一半比我以前见过的所有泼妇都要泼上三分。

过往的林林总总我不想一一赘述,让我下定决心迟早要离开这个女人的导火索事件却不能不谈。

2011年夏季,市里准备建设一个工业园区,责成市工信委牵头。由于工信委人手不足,市里要求各单位抽人增援。我们单位从机关抽调两人,从下属事业单位抽调一人参加这项工作。机关这边就由我和区划办的邱主任去园区工作。没想到,刚到园区工作不到一周,张狼就给工信委的组织部同志打电话,将我又重新调回了原单位,理由是新的工作单位有女同事。

没在机关工作过的读者或许难以理解:工信委组织部的人就那么听一个泼妇的吗?老实说,在一个单位有正经事做的干部单位怎么会舍得派去增援市里临时成立的一个部门呢?由于我是凭考试进入的机关,又没有给领导送过一分钱,在单位自然只拥有一个闲职,平日里要时刻小心谨慎以避免领导同事找纰漏来寻衅。恰逢这样的机会,领导自是要选我这类小角色去支援这类临时项目。可以说,项目部有没有我无关紧要。这时,组织部接到一个泼妇没完没了的电话,人家怎会再挽留我?结果,我自是毫无悬念地又返回了原单位。

我们的新主任此时刚到任不足两个月。带着万分的难为情,我还是简单地向领导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领导对我的家庭状况可能也略有耳闻,他安慰了我几句,嘱咐我不要就此事同张狼吵架,然后这事就算过去了。

这事在领导那边虽然过去了,可是,在我心里却怎么也过不去。过不去的不是这件事本身。在原单位工作和去工信委工作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令我所不能忍受的是:难道我一生的安排我自己竟做不得主,而是要张狼这个泼妇替我做主?可是,细想一想:如果我不离开机关,遇事她就到单位去找、去闹,我的后半生还真要被她所控制。

早在此事发生之前,我曾尝试过到法院起诉离婚。可是,事情进展得一点也不顺利。

早在工信委事件的大约半年前,我将一纸诉状递到了户口所辖法院——MDJ市东安区人民法院。这是我第一次打官司,起诉材料反复搜集了几次才弄全,法院也跑了四、五次。好在法院终于立案了。立案后有个程序叫做“送达”,就是法院要将法律文书送到被告张狼的手中,通知她某日法院要开庭审理我二人的离婚一案。

这事已经过去十一年了,可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一个办案人名叫蔡俊,男性。蔡俊和他的另一位男同事说,由于等待审理的案件十分多,如果由他们自己去张狼的老家履行送达手续的话,说不上要排到哪一天。如果我自己肯掏钱打车带他们去送传票的话,当天就可以去。为了早日开庭,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自己打车去。

我和法院的同志打车去了岳母家。到了村子后,为了避免过于激烈的争吵,我没有下车进她家。蔡俊二人进屋不久后出来了,说张狼不肯在送达书上签字。我不懂法律方面的事,据这二人说,如果张狼不签字,就无法证明他二人来过这里送达,法院也就无法开庭审理此案。我问他们是否有其他办法,二人说可以找村支书协商,如果村支书肯签字,也可证明二人来此送过法律文书了。

经过向当地老乡打听,二人终于找到了村支书家。可是,据村支书说,张狼精神不大好,如果他在传票上签字,他担心事后张狼会上门闹事。无论法院的同志怎样解释,这村支书就是不肯签字。无奈,我们三人只得无功而返。

这次送达之行可以说是没打着狐狸还惹了一身臊。岳母家的村子不大,有一丁点小事情自是很快传遍全村。“张狼遭人上门离婚一事”令酷爱脸面的张狼很没面子。没过几天,也就是林宽海市长上任履新的当天,他抱着刚刚一岁半的女儿杀到了MDJ市政府,在楼下保卫处大吵大跳,高喊“公务员抛妻弃子啦!公务员抛妻弃子啦!”

看到张狼这种疯狂状态,大楼保卫处的同志哪敢放她上楼,只得给我们单位领导打电话。那边林市长马上就要到牡丹江了,单位领导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经商量后,提出让我撤诉。迫于领导的压力,再考虑女儿年纪太小,加上我对离婚一事所抱期望原本不高,我也就同意撤诉了。

女儿那时还小,她完全不知道这个不幸的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回到家后,女儿坐在凳子上,一边将手中的扑克一张张地往饭桌上摆,一边注视着扑克上的各色图案。这时,差点就发生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当时我站在女儿身后,在那一刻,无数往事和对未来婚姻生活的绝望充斥着我的心头。想离婚离不了,继续生活下去又困难重重。思来想去,没有出路。当时,我有一股冲动,我真想从女儿身后用双手扼住她那稚嫩的粉颈,直到这幼小的生命再也没有一丝气息,然后再迅速地将张狼杀死,最后自己一死了事,省去以后无边无际的烦恼。

有人说“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在那危险的一瞬间,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我没有动手。不过,我也暗下了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女人。

三年后,张狼意外怀孕。那时国家的二孩政策还没出台,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的话,依然属于超生。虽然国家彼时不允许生二胎,可是,计划生育政策已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么紧了。如果张狼不声张,悄悄地在老家将孩子生下来,想来也不会惹出那么多事来。可是,她没有那样做。

记得周炜曾经说过一段相声《我惯着他》,讲的是某些不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纵然短时间内没人同他计较,可是,终有一日会遭受来自某人变本加厉的报复。张狼就是这样的人。刚开始结婚时,我二人吵架后她往我单位打电话,为了顾全面子,我还同她吵,试图让单位人少些知道我家庭内部的丑事。可是,渐渐地,一次又一次,我家这点事也已经没谁不知道了。后来,其他单位的同事甚至连政府大楼几个群众入口的保安都知道我的家事了。老百姓常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到了这一步,我也就不在乎张狼再往我单位打电话了,因为总吵架实在太累。渐渐地,在我无意的纵容下,张狼给市领导打电话成了家常便饭。

怀孕后,不知道张狼怎么想的,她竟然给我们单位一把手打电话,问依照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允许生二胎。没过多久,她怀孕这件事几乎全市都知道了。

单位领导轮番找我谈话,告诉我绝对不允许生二胎。他们先是探询我的真实想法,问我是否重男轻女,是否想生儿子。我一直喜欢女儿,根本没有生二胎的想法。了解我的真实想法后,领导就强调生二胎将会给单位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很理解领导们的难处,可是,我又怎能说服张狼呢?张狼有四个姐姐,每个姐姐生的都是儿子,只有她生的第一胎是女儿。看来张狼如果不生个儿子绝对不肯罢休。

我从小就是一个不让别人批评的人。面对领导们的步步紧逼,我诚恳地对领导们说:“早在婚前,我就没想着在机关顺利退休。既然不让我生,张狼那边又不肯让步,我保证在孩子出生前离开单位,不给单位添麻烦。”领导们考虑我考上公务员不容易,不想让我就这样鲁莽辞职,还是让我耐心做张狼的工作,试图让她做人流手术。可是,只有我知道,张狼是绝对不会按照领导们的期望来行事的。

就在胎儿快要三个月大的时候,我们主任同张狼通了一次电话。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聊的,据主任说,他同张狼达成了口头协议:由单位出钱,让张狼到市妇产医院做人流手术,前提是身体条件允许。这一天,我们单位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小组。女同事在外围,不同张狼接触,只同医院沟通;男同事在内围,带着张狼去市妇产医院。不明真相的读者一定会对这样的安排感到莫名其妙。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张狼对所有同我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女性都要打电话询问同我是什么关系,她还经常偷查我的手机通话记录(十年前移动收费工作人员是可以看到用户的通话记录的,张狼认识这样的工作人员),有时就同与我通过话的某个人莫名其妙地吵了起来。只因为领导们从我口中了解到张狼的为人,因此才有上面的一番安排。

长话短说。到了医院后,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没有进诊室。最后,医院给出的结论是张狼的身体不适合做人流手术。考虑到人权问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机关单位不能再说别的,此事只得作罢。

事后,领导对我说,我们单位的孙某是市妇产医院家属。也就是说,孙某的妻子在那所医院工作。据孙某透露,早在赴医院检查之前,张狼就已上医院给相关医生下过“通牒”:医院所做结论必须是她的身体不适宜做人流手术,否则她就要大闹医院。此事无关医院利益,人家医院自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像当年的工信委组织部一样,所以才有最后的结论。

我对这样的结果并不吃惊,因为我太了解张狼的为人了,这样的事她是能够做出来的。反正我已决定离开这里了,她做不做手术对我来讲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有的读者可能会担心我离开机关后的生计问题,对此我要多说上几句,以免让大家为我担心。

事情已经过去八年多了。尽管八年来我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我的未来也存在诸多变数,可是,我现在依然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对当年的选择并未后悔。

老实说,我这个人并不适合机关工作。当年之所以选择考公务员,一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和出路,二是因为出于传统观念,许多人觉得进机关是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世人就是这样:在墙外窥视墙内的花草总觉得是香的,可是,一旦进入墙内,就再也没有原来那份新鲜的感觉了。

刚进机关的前半年还是很兴奋的。整天穿的人模狗样的,不沾土不吹风,逢人且说三分话,不作深交点点头。可是,渐渐地,这种一眼即能望到死的生活还是让我的一腔热血变冷了。在这里,没人说你不好,也没人说你好;事情可以让你做,也可以让其他人做,因为工作没什么专业性,你做他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看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一天过去了,一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六年过去了。

六年过去了。同我年龄相近、起点相近的同事有的提了副科,有的提了正科。可是,由于我不会送礼,也没钱送礼,仍是原地不动,还是科员一枚。我拿着全单位最低的工资,干着“打酱油”的活计,每天还担心张狼往单位打电话给我惹麻烦。老实说,这种日子我真的过够了。

说是过够了,可是,凡人都是有惰性的。如果没有张狼做的那些事情逼我,我至今都不敢保证我当初会有决心离开原单位。毕竟那时我已经四十岁了,文凭只是成人大专,论知识储备和技能也只是个蹩脚俄语翻译和没人承认的所谓“优秀语文老师”而已。

如果重新靠俄语吃饭,一想到以前那些坎坷经历,我就有些打怵。可是,事情既然已经逼到这个份上了,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牡丹江有个信息网,许多求工的和用工的都到上面找信息。2012年春天,我在信息网上发布了一条求职信息,此后,还真有客户陆陆续续地来找我翻译俄语资料。到了2014年4月,有位在BJ做网站的佳木斯人不知怎么看到了我发的信息,然后给我打来了电话。由于当时我还没决定离开单位,所以也就没答应他去BJ。不过,我们就兼职翻译工作初步达成了口头协议。

“妇产医院事件”过后,张狼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单位领导对我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就在这时,佳木斯的老潘再次给我打来了电话。经过一番沟通,我决定到BJ这家公司做专职翻译。

就在我决定要离开这座生活了六年的城市的前前后后,张狼依然不住家,还是住娘家。六月下旬的某一天,我一个人收拾行囊。大大小小的六个包既超过了我的预算,也令我犯愁:怎么将它们带上火车呢?就在我将两个手提箱带上火车站滚梯的瞬间,我的身体险些失去平衡,差点摔在滚梯上。我晃了两晃,人虽然站住了,可是,一个手提布袋还是掉了,袋内新做的油炸紫薯球一个个地滚落到了地面上。

我的女儿很爱吃油炸紫薯球。起先,这道菜我是从网上学来的。将紫薯蒸熟捣碎后加入些许白糖和俄罗斯炼乳,然后将紫薯搓成一个个小球,放在油锅中炸。后来,我自己又对其进行了改进,将紫薯球做成带芯的,具体做法是先将新疆大枣一个个去核,然后将枣肉捣碎,和上蜂蜜,揉成球状后再将紫薯泥包在外面揉搓成球,最后放在油锅中炸。鉴于薯泥太过松软,我在薯泥中放入些许面粉和糯米粉,这样炸出来的紫薯球表面更挺实一些。

临走前做的紫薯球女儿没有吃到。女儿自从出生以后,同我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极其有限。到2014年六月止,在这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父女在一起的时间恐怕还不足一年。这大概也是导致我能忍心离开这个家的原因之一。记得此前半年左右,张狼极力劝说我,想让女儿将来在她老家农村入学。为了改善子女的教育,现在农村家长都千方百计将自己的孩子往城市里面送。可是,我们这个拥有一方城市户口的家庭竟然要把孩子送进农村学校,这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可是,我知道,如果我不答应她,又将要面临无休止的争吵。我对这个家庭的前景日渐绝望。

跟头把式地总算挤上了火车,车上的一对中年夫妻却让人既羡慕又嫉妒。这对夫妻均已年过五旬,也是牡丹江人。他们并肩而坐,卿卿我我,就像刚认识的恋人一样。刚刚离家“逃亡”的我看着他们的样子既觉得好笑又有些失落,索性踱到车厢远处去看窗外的风景了。

抵达BJ后,出站仍然面临六个包裹怎样拿的问题。我给好友阿宽打电话,希望他能来车站接我一下。可是,阿宽说现在没票无法进站接人,他告诉我可以托站内“小红帽”帮忙运行李。我按照阿宽说的,花了十元钱,找“小红帽”解决了这一难题。

就这样,我来到了首都BJ。

考虑到八年后我第三次来到BJ,而且还有许多关于BJ的故事要在后面讲,所以请允许我暂且略过在BJ的这两年经历吧。

虽说“略过”,可是,有些事还是要交待一下。

就在我到BJ之后二十天左右,从俞敏洪的“新东方”离开的二号人物陈向东刚刚创办的“跟谁学”网站就已经派师资主管找我到公司录课了。由于网站刚刚开始建设,还没有上线,所以他们很舍得花本钱,对待前去录课的老师很是热情。

早在牡丹江进入机关工作后的第二个年头,我就已经对这份捱日子的工作感到无聊和些许绝望了。为了打发时间,同时也为了充实自己,我开始恶补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早在上中学时,每次听到语文老师介绍这些名著,我的心就痒痒的,总想找来读一读。可是,那时正值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根本没钱买课外书,再说由于学习比较紧张,即使有钱能够买书,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读。现在行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摆在我面前,口袋虽说仍不富裕,可是,每个月买几本书的钱还是能够省出来的。

就这样,我开始疯狂读书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比较幸福的时光。我刚一接触《福尔摩斯探案集》,福尔摩斯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就形成了。《基督山伯爵》中的大长句让我由衷赞叹大仲马的语言驾驭能力,茨威格的心理描写功力让我对他的细腻和对人类心理的精准把握倾倒之至。此外,雨果对建筑的精彩议论和不厌其烦,杰克·伦敦对冰原探险的切身体会和艺术构思,都让我在掩卷之后既莫名地兴奋又无限地拜服。通过博览群书,我还知道“赌场得意情场失意”这句市井之语竟出自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名作《战争与和平》,而金庸在《连城诀》中对戚芳的人物塑造则参考了杰克·伦敦的短篇《北方的奥德赛》。

书读多了就难免会产生思想,而思想一旦产生,其拥有者就会产生与他人分享这一思想的强烈愿望。这大概是人类的共性吧!

在通读过三百余部文学作品后,我对以前(包括现在)学校里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开始侧目而视了。闲暇之余,我试图探寻新的中学语文教学模式。就这样,我编了一本《中学生语文学习手册》。

《中学生语文学习手册》囊括了上百部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在向学生推荐每部书的时候,先介绍一下作者的生活年代,再简要概括一下作品的主要内容,并给出建议阅读的时长和阅读要领须知。比如,在介绍巴金的小说《家》时,我建议学生阅读时长为十小时,给出的阅读要领提示是“分析三兄弟的不同性格的成因,准确把握人物性格在人物命运轨迹中所起的作用。”最后,我还要从作品中选取最精彩的段落让学生精读,并将字数控制在1000-10000字左右。

“跟谁学”网站的师资主管名叫刘星,在得知我没有教师资格证之后,她最初是拒绝我前去录课的。可是,当我对她说明我携有自编的语文教材时,经过向上级领导请示,她最终还是同意我前去录课了。

录课回来后,每天上下班途中,在地铁上我都在思考将来网站建成后怎样在网上讲课。渐渐地,我有了一个初步想法:我从读过的名著中选取八十余部作品精讲,每节课向学生推荐一部名著,并将这些作品分成八大版块来讲,即:问世间情为何物、问天下谁是英雄、人与自然和社会、风起云涌大时代、女人男人的困惑、剖析永远的人性、心理描写首推谁、人究竟该怎么活。以“问世间情为何物”这一版块为例,我推出了十二节课,题目依次是“你能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吗”——读《倚天屠龙记》、“痴情女子谑情男”——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人间自有真情在”——读《麦琪的礼物》、“情为何物”——读《神雕侠侣》、“可恶的眼睛”——读《死恋》和《飞狐外传》、“艰难的抉择”——读《人生》、“爱情与生活”——读《河柳图》、“禁欲主义的破产”——读《巴黎圣母院》、“爱在不当时”——读《北极风情画》、“爱,怎容徘徊”——读《塔里的女人》、“从少女到母亲的情感迥变”——读《基督山伯爵》、“天理同人欲的斗争与妥协”——读《牡丹亭》。

就这样,我一边在经营俄文网站的公司上班赚取生活费,一边编写在线教育课程,准备教育网站上线后讲课赚钱。

好景不长。

就在2014年即将步入尾声的时候,我所在的公司由于资金链断裂,在历经两次更换办公场所后,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丢掉工作一个月后,我在CP区北七家镇的一个村找到一所教育机构,因为先前我就是在这个村中租的公寓安身。这个机构大体上相当于“小饭桌”,我这个教授级别的人物在此主要辅导小学二年级学生。可想而知,这样的工作空闲时间自然很多,于是,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编写在线语文课程讲座上面。

这一年的农历九月,我的儿子诞生了。张狼如愿以偿,终于生了个儿子。

在我走后一个月左右,张狼带着我的女儿,加上她大姐和她二姐的儿子一行四人来到了我的老家。那时女儿五周岁了,她还是第一次踏上她父亲故乡的沃土。我只能在心中想像女儿怎样在故乡的小路上蹦蹦跳跳,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告诉她我是在哪座草屋中出生的,是否有人将我曾经读书的学堂指给她看。

张狼一行的目的自然是让我家人给我施加压力,让我重回那个没有爱、没有温暖的破碎家庭。父亲给我打了电话,可是我坚持不回去。张狼一行四人可能也是考虑久住不便,只停留两宿就返回老家了。

时间来到了2015年的三月份。

在跟谁学网站上线半年后,终于有学生在网上约我的课了。网站推出录课功能后,我便开始将编好讲义的课程以视频的形式传到网上。到了六月份,长达81集的《和关老师读书》系列视频课已经录制完成了。

由于我所在的这家教育机构经营不善,早在此前的五月份,原来的老板就将机构转交给他人经营了。由于人事调整,我再次失去了工作。

线上约我的学生只有两名,还只是周末上课,这点收入远不够维持我在BJ的生活。我不得不努力寻找新的工作,可是,以我的成人大专文凭(经贸俄语专业),要想在首都谋一份文职工作又谈何容易。

考虑到81节语文课难以满足为期六年的初、高中学生的学习需求,我开始将一些名著的重点章节挑出来做细致讲解。就拿《水浒传》来说,单单的一节课只能讲小说的主题思想,如果扩展开来,我就可以用20节课的时间依次讲鲁智深、林冲等人上梁山的不同经历,然后在每节课的结尾为学生分析人物形象。此项工作我一直干到这年年底才忙完。

课程编完了,我又一节一节地将文字转换成视频。每节课的文字量大约一万字左右,我需要一字一字地校稿,校对完成后又要录制。我每天要诵读三万字左右,这份工作也蛮辛苦的。这样忙到2016年的五月末,我的课终于全部完成了。

这期间我并没有停止寻找新的工作。可是,俄语类的工作基本没有,语文培训类的也只是临时替工,很难找到长久稳定的。有一次我临时为人家上一节课赚了300元,有一次跑到昌平却被学生放了鸽子。还有一次,一个小升初的培训班请我去讲课。我一连为他们讲了九天课,每天一节,总共赚了1800元钱。

也许是我的教学理念太过超前了,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老师一时很难接受。不过,学生们倒是很兴奋。他们一听说我要给他们讲《倚天屠龙记》,简直兴奋得不行。

我的教学思路是让学生不可过度重视语文教材,而是要放开眼界,博览群书,读遍百家,最后通过丰富的积累将语文知识融汇贯通,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丰富思想,进而写出一手好文章来。可是,现在的家长太过功利,他们恨不得让学生像施了生长剂的农作物一样快速成长,最好是上过几节课后作文水平就有所提高。由于家长认识水平所限,我这种教学模式很难得到认可,因此不论自己招生还是寻找一份培训工作,难度都不算小。

到了2016年端午节前夕,我在BJ实在挺不下去了。为了生计,我不得不考虑回到东北谋求新的出路。思前想后,还是回到最熟悉的地方——绥芬河去找一份用俄语谋生的工作。

早在考公务员之前,我在绥芬河有过为期五、六年的工作生活经历。这个城市不大,我也有不少的学生和朋友。到了绥芬河之后不久,我就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双方经过协商,在国内工作一个月后出国,目的地是俄罗斯托木斯克州的阿西诺市,工作内容是到那里寻找木材供应商,往国内发桦木。

我知道:能够做木材生意的地方通常都是极寒之地,也就是中国老百姓所说的“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自然环境的寒冷和贫瘠还能克服,让人难以克服的是人心的冷。

我们的带队经理姓丑,他不但人丑,心更丑。

早在我到这家公司的前一年,丑经理他们已经在阿西诺探了一年的路了。经过后来的了解,我将后来发生的事情一件件向前还原。原来,事情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

丑经理夫妻二人在绥芬河车站接从俄罗斯发来的桦木,然后一倒手就能赚一笔钱。久而久之,丑经理认识了来自福建莆田的阿虎。阿虎的父亲许总早年依靠贩卖珠宝发家,近年来想在东北扩大事业。绥芬河很早就有经营木材生意的莆田帮,许总也想加入这一行业。可是,在火车站等着接原木的中间商实在是太多了,竞争十分激烈,再有,能发到国内的优质木材逐年减少。经过一番探讨,许总准备双管齐下:一方面,他让阿虎将丑经理夫妇找来同自己合作,由自己出资成立公司,丑经理夫妇负责木材销售,除享受分成待遇外也挣工资;另一方面,他又联系远在阿西诺的朋友老赵,让老赵帮自己从国外往绥芬河发桦木。

在国外做生意的中国人都是人精中的人精,尔虞我诈在他们之间绝对是家常便饭。在我进入公司的前一年,阿虎的大哥阿强和公司另一位股东的儿子阿赐被派到阿西诺去,结果一根桦木也没有发回来。许总知道阿强的性格有些弱,无奈之下,他将丑经理派到了国外。丑经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老赵这人不可靠,如果指望他发木头恐怕没什么希望。老赵手下有个翻译姓王,在老赵那儿干得不大顺心。经过一番沟通,王翻译答应离开老赵来丑经理这边工作。

我去公司面试时见到了王翻译。他长得很胖,一顿能吃下两大碗米饭。不知为什么,此时王翻译还没有彻底脱离老赵的公司,而且还在俄罗斯留下了不良记录,现在无法获得赴俄签证。因为王翻译暂时无法赴任,公司这才将我招来。经过一番商议,公司决定派我和另一名叫“小明”的翻译先随丑经理以及阿赐赴俄。

我和小明都是第一次到阿西诺,可谓人生地不熟。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我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代理公司和货场。考虑到国外费用很大,加之短期内木材还不能采伐(要等到天冷上冻才行),丑经理决定让阿赐和小明先行回国,他和我则留在阿西诺继续坚守。

又过了一个多月,王翻译的签证终于办下来了,他彻底脱离了老赵,加入了我们公司。这时,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此前,丑经理由于不会俄语,事事都需要依靠我,所以对我很好。现在,王翻译来了,他有点“过河拆桥”的想法,言谈之间对我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客气了。此外,王翻译最先来到公司(去年就同丑经理有约了),今年却由于签证的原因滞后于我两个多月,所以,在他潜意识中一定要将首席翻译的位置从我手中夺回去。尽管我丝毫没有同他争首席翻译的想法,可是,我感觉得到,王翻译一言一语中都在找机会排挤我。丑经理是一个现用现交的人,他现在十分需要依靠王翻译找代理公司和货场,所以,每逢王翻译用话语挤兑我的时候,他就在旁帮腔,这令我十分不痛快。

我既鄙视丑经理和王翻译的为人,又很难忍受西伯利亚的严寒。这时,我和丑经理三个月的签证到期了。回国后,我索性辞掉了这份工作。

现在该说说我付给张狼两个孩子抚养费的事了。

婚后,我的工资折最初是由我保管的。张狼经过软磨硬泡,终于将工资折弄到了自己手中。当我离家出走之际,工资折内还有一些钱,加上先前我父亲来看孩子时给了我女儿一笔钱,而且领导答应我的工资会开到当年年底,目标奖依然照发。这样算下来,按照我们这个家庭先前的消费标准来算,张狼手中的钱应该能够维持到2015年7月。我从2015年8月开始给张狼邮寄抚养费(每月1250元)。那时我已经失业了,正在BJ编写在线教育课程,我的生活和孩子的抚养费全来自以前上班时微薄的积蓄。

回国前,我偶然从原单位同事口中得知:张狼到单位将我的公积金取走了。当时我的公积金账户中有三万多元钱,按规定除了我本人外人是无法取出的,不知张狼用的什么手段。后来我才得知,她手持结婚证多次找领导,最后由市官员首肯、副市长签字,公积金管理处的领导才让她将钱取走的。

早在2015年9月,张狼已经就抚养费一事向东安区法院提起诉讼了。法院找不到我本人,只得将传票邮到我老家父母那里。当时我想:既然我起诉张狼时她不在传票上签字法院便无法开庭审理,那么现在我不签字法院能奈我何?哪知事实完全不像我想像的这样。法院不但开庭了,而且还缺席判决了,判我每月支付抚养费2036元。父母将判决内容告知我后,我并没有当回事。由于公积金被张狼偷着取走了,所以我暂停了每月1250元的抚养费给付。

在阿西诺的三个月存了点积蓄,我索性在绥芬河租了间小房,然后将先前在BJ时遗漏的一些课程内容利用四个月的时间整理完毕并录成了视频。

到了2017年的4月份,我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我又找了一份出国的工作。

这次的目的地是乌苏里斯克,中国人简称其为“乌苏里”。工作地点是一个工业园区,每日里没什么要紧的事。

我在这家园区前后只干了两个多月,几乎无事可记。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竟然遇到了以前的一个学生,她作了比她大三十多岁的老板(也就是我现在所在公司的老板)的情妇。正是这一现实情节促使我三年后有了创作小说《失落的白桦林》的想法。是的,这个学生就是麻花的生活原型。

这家公司吃得很糟糕,老板根本不拿员工当人对待。正在我暗下决心等待签证到期回国后再也不回来时,老板提前炒了我。

回国后我继续住在原来租的那个房子里面。上班时一张一万元的定期存款到期了,我准备将利息取出来再存。可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告知我:存款被法院冻结了。余款还剩不足一千,而且还要到牡丹江去取。

我知道这又是拜张狼所赐。

我没有急着去牡丹江取钱,而是着手从历朝历代的诗词作品中精选一些优秀作品进行讲解并录成视频,最后传到网上,希望将来有一天课程能够卖钱。

到了2018年春天,诗词赏析课录了200多节了,可是一分钱也没有赚到。先前在网上发布的《和关老师读书》倒是卖出去2单,赚了2000元钱。可是,这远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手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我又需要找一份工作了。这时,东安区法院的同志给我打来了电话。

原来,张狼经过坚持不懈的起诉和申请强制执行,我的案件已步入强制执行阶段。由于我没有履行法院判决,我现在已经成了自己一直鄙视的“老赖”。法院警告我说:如果我这次仍不履行法院判决,不但不能出国,在国内也不能乘坐飞机和高铁。

为了履行判决,我从父母处借了五万元钱。张狼打官司吃到了甜头,这才导致她后来的一系列“臊操作”。

2018年6月,我被绥芬河一家最大的木材公司录用,同一位姓韩的同事被派到距离叶卡捷琳堡不远的一个小村落去发木材。由于我同姓韩的实在难以相处,还没干上一个月我就自己飞了回来。

我的下一份工作是到萨哈林岛(中国人称“库页岛”)上作牙科诊所的翻译。这份工作收入还可以,而且不脏不累,只是不被俄罗斯法律所允许。我前后在那里工作了不足五个月,牙科诊所被警察查封了两次。没办法,年末我又回到了绥芬河。

就在我刚到牙科诊所工作后不久,张狼再次起诉。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对那次每月2036元的抚养费判决并不满意。东安区法院初审后,她向MDJ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张狼又向省高院提出申请再审。2018年,省高院指定牡丹江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此案,中院责成东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再审。

由于这年春季张狼吃到了打官司的甜头,这次她起诉的标的可高了去了。她除了要求我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以外,还要求支付她七年的扶养费(我儿子上小学前她因照顾儿子无法工作而产生的生活费需求)。法院通过电子邮箱给我发了传票。张狼由于利欲熏心,在开庭之前还追诉一次,将诉讼标的增加到六十多万。

法院对张狼的诸多诉讼请求并未支持。不过,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加之我没有固定收入,他们无法按被告收入比例判定抚养费和扶养费标准,最后,法院索性参照黑龙江省平均收入做出了判决。这样一来,我如果履行法院判决的话,每月要向张狼支付七千多元。在此之前,我还按照法院先前的判决每月给张狼邮寄2036元。现在,新的判决出来了,既然无论如何我也履行不了判决,所以我只能选择躺平——干脆不再支付抚养费。

从萨哈林回来后,我先着手还钱。春天时我从父母处借的五万元钱有三万元是父母从别处借的,我将这些钱还上了。由于此时已临近春节,我只能等待年后再寻找新的工作。

2019年3月中旬,一位身居BJ的东北人想要去俄罗斯考察,看看那里的稀土资源行情如何。我陪他去莫斯科考察了半个月,虽然一无所成,可终于一睹了红场和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的真容,也算不虚此行。

早在2017年乌苏里跃进工业园区工作时,我就认识了鹿角厂的小刚。离开园区后,我们曾经通过几次话。小刚有邀请我到他工厂工作的想法,可是,由于阴差阳错,我们二人一直没能达成协议。这一次,我没工作,他也需要人,于是,我决定到他的厂子去工作。

近年来,国内中药材市场越做越大。许多在东北产量锐减的中药材,人们开始想办法去俄罗斯采挖。小刚招我进厂主要是想让我跟一个姓徐的东宁人一起收购药材。

在俄罗斯收购中草药可谓困难重重。我们可以教俄罗斯人辨识中草药,可以每日驱车数百里来收购散存的中草药,可是,愿意抽空到野外挖药的俄罗斯村民却少之又少。加上鹿角厂那边一有活小刚就不让我和老徐下乡收药了,而是留在厂内同其他工人一起拣鹿角,所以三个月下来,我们两个也没能收到多少药材。

端午节之前我回国了,准备再找新的工作。就在这次出国时,边检将我拦在了国境线上。他们给东安区法院的同志打电话,并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两个小时后,办案人王某彬带着两名法警赶到了边检。

三人出示了逮捕证,然后给我戴上了冰凉的手拷。

这一天是2019年6月28日。

法院抓我的目的不是拘留我,而是让我还钱。可是,我真的没有钱可还。

将我带到牡丹江东安法院后,他们连恐吓带劝诱,无外乎让我想办法筹钱。可是,我到哪里去筹集二十多万呢?在此之前,我也通过咨询律师了解了不履行法院判决的最严重后果——每年拘留两次,每次十五天。至此,我只得选择牺牲十五天的自由了。

法院见我拿不出钱来,只得由执行局局长签署为期十五天的拘留令。王某彬带我去公安医院做了体检,费用当然是由我出。体检结果显示我有动脉钙化症状,这可真称得上是“贫、病、刑”交加了。

我这次入狱似乎早有征兆。

2008年我开始在牡丹江江南单位附近租的房子,每天上班时几乎都能看见牡丹江监狱的通勤大客,此为第一征兆。

2018年我在俄罗斯南萨哈林斯克居住的住所离他们的监狱很近,出门时经常路过那里,此为第二征兆。

2019年我在乌苏里工作,小刚的鹿角厂就在那座城市的监狱旁边。

绕来绕去,这次我终于绕到了墙里边。

拘留所的层层大门难免让初次到访者感到一丝恐惧。从儿时起,关于监狱的传说就时不时地传到我的耳中。在民间,经常有闲人绘声绘色地讲述犯人如何在里面互殴的,也有讲管教如何责打犯人的。在电影里,监狱里的生活更是充满惊险和挑战。我看过周润发的《监狱风云》上下集,看过梁家辉的《火烧岛》,看过古天乐的《反贪风暴4》,看过蒂姆·罗宾斯的《肖申克的救赎》。没想到,这一次轮到我作主演了,而且还是“领衔主演”。

走过重重大门后,有专人将我带到一个类似于澡堂子的储物柜前,管教让我将腰带和脚上的皮鞋放到储物柜中。这显然是防止犯人逃跑的诸多举措中的一项。我换上了托鞋,走进拘留室,规规矩矩地作起了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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